搭乘末班地铁去泡吧狂欢的马德里大学生,她们在凌晨乘坐头班地铁返回学校.

                                        斗牛士在准备致命一击

                                       俄罗斯人和德国人充当了一回公牛

                                                 狂舞的西班牙少女

    维也纳时间昨日晚上（北京时间今日凌晨），西班牙队如愿以偿，毫无争议地击败了德国队，第二次赢得了欧洲冠军。许多专家都分析了原因，这里我说说德国队输球的另一个内因：两位得分机器——波多尔斯基和克洛泽是德国的二等公民——波兰移民，而受媒体、政客和本国球迷宠爱喜欢的是多少有点喜欢居功的队长巴拉克。这一矛盾使得德国国家队无法团结一致，加上他们本身的球技不如西班牙人。

    我这样说并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本人去德国的次数不少于西班牙，仅在柏林就逗留过两次。据我了解，由于过去半个世纪的社会分割，东、西柏林市民之间尚存在一些难以消除的芥蒂，更何况外族的波兰移民呢，在德国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本土球员和移民球员之间的关系必然有几分微妙。

   当然，我也不想否认，我对西班牙队存在着某种偏爱。我不是女性球迷，所以并不特别钟爱帅哥比较多的意大利队，我觉得小个子的西班牙队球技在意大利人之上，更何况那些高大凶猛的德国人。如前文所言，我认为以德国人的技术，他们能赢得三届欧洲杯和三届欧洲杯已经够幸运了。

   而如果在这场决赛中，小子比利亚能上场，西班牙人或许能进德国人两个球或三个球，就像他们两度应对俄罗斯人时那样。不瞒各位，我甚至想起了基督教里的那则经典故事，即大卫用投石器击败巨人哥利亚，而比利亚的名字也正好是大卫。我可以想象,今夜,马德里无人入睡.

                               马德里主场: 伯纳乌. 以上博主摄于2005年夏天

   以往我经常在电视里（以足球比赛的场地四周居多）看到“哥伦比亚咖啡”(Cafe de Colombia)的标志，上面画着一个戴圆顶帽的农夫，他牵着一头驴，背景是三角形状的山峰。来到麦德林之后我才得知，那是世界上少数几则由国家制作播出的商业广告之一。

   哥伦比亚种植咖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殖民时代，据说是从加勒比海的海地岛，经中美洲的萨尔瓦多从水路传来的。与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哥伦比亚咖啡的品种主要为阿拉伯咖啡(coffea arabica)，即小果咖啡，相对而言的大果咖啡(coffea robusta)大多种植在原产地非洲，例如著名的马达加斯加咖啡。小果咖啡有若干变种，世界产量第一的巴西咖啡种子偏大，适应性较强，产果率也高；相比之下，哥伦比亚出产的温和型咖啡是更为优质的品种，这当然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有关。

                                                 安第斯山中人家. 蔡天新摄

    哥伦比亚的咖啡树主要栽培在安第斯山区，海拔一千三百米上下的陡坡上，那里终年气温大约为摄氏十八度，年降雨量为二千至三千毫米，非常适宜于咖啡的生长，并且可以不分季节地收获。这就是哥伦比亚咖啡质量上乘的原因。无论是产量还是质地，哥伦比亚咖啡均首推麦德林出产的，其特点是咖啡豆颗粒饱满，营养丰富，酸度适中，均衡度较好，且香味浓郁，口感绵软柔滑。

   除了麦德林以外,南方两个邻接省份的省会城市亚美尼亚(Armenia)和马尼萨莱斯(Manizales)也是著名的咖啡产地，她们原先曾隶属麦德林所在的安第基奥省，后者有一支卡尔达斯足球队，曾代表美洲参加末代丰田杯。这三个地方形成了闻名于世的“咖啡地带”。在纽约期货市场，哥伦比亚咖啡就是取上述三座城市的第一个字母为名，即MAMS。虽然在国际市场上，哥伦比亚咖啡的售出价较高，但是由于同时拥有太平洋和大西洋港口（这在南美洲国家里独一无二），因此运输成本相对低廉。

   在我执教过的安第基奥大学，每个办公室里都有一块小纸牌，上面写着“咖啡时间”，如若主人暂时外出，多半会把这个牌子挂在门口。这个理由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即使是对那些坐班的行政人员也是如此。而在麦德林的任何一家饭店，顾客用餐完毕店员端上的免费饮品便是咖啡。不过，有时候还有一种选择，就是aromatica, 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芳香”，这是一种散发异香的特殊植物，包装和利普顿红茶几乎一样。（在我的记忆里，“芳香”首先是法国画家保罗·高更的塔希提回忆录的标题。）

   在麦德林的任何一家超级商场，各种罐装或袋装的咖啡应有尽有，使得我每次旅行（包括回国度假）之前的采购轻松自如，那原本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回我去“咖啡王国”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位老同学居然也要求我捎上几包。

   咖啡在哥伦比亚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对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的作家来说，它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写作素材。例如，为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百年孤独》每一章都要谈到咖啡。第五章有人为了阻挠主人公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婚礼，往新娘的咖啡里搀了一剂鸦片酊。第六章为了表现上校的神奇，有这样的描写，“有一次他的咖啡里被放了足以毒死一匹马的马钱子碱，而他居然幸免于难。”

   第七章讲述了上校在被执行枪决前的心态，“既不害怕，也不留恋，只是想到这一人为的死亡将使他无法知道那么多半途而废的事情的结局，心中不由得火烧火燎似的难受。这时候牢门洞开，看守端着一杯咖啡走了进来。”而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部据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最钟爱的小说里，他刻画了一个贫穷潦倒的退伍军官的形象，从一开始读者就能感觉到这种窘迫，“上校打开了咖啡盒，发现里面果然只剩下一小勺咖啡了……”

                         博主在大学同事陪同下造访种咖啡的农户

 (节选自博主的南美回忆录 <南方的博尔赫斯>, 蔡天新著, 花城出版社)

    巧合的是，我在比利时小城那慕尔（NAMUR）逗留的五天里，头一个夜晚和最后一个夜晚刚好碰到土耳其人的后两场小组赛，分别在巴塞尔以2：1 击败瑞士队，在日内瓦以3：2击败捷克队。我因此得意亲眼目睹土耳其球迷的庆祝.

    第一场比赛结束后，我居住的旅店窗外马路上响起了尖利的喇叭声，这在欧洲十分罕见，我推窗一看，却发现有几辆窗户外面挂着旗帜的小车在大街上驶过。仔细辨认，那正是画着镰刀和月亮的土耳其国旗。

    第二场比赛上演了大逆转后，那更不得了，喇叭声反来复去，两个小时持续不断。原来，城里的土耳其移民驾驶着为数不多的汽车快速地在城里兜圈，当他们摇旗呐喊驶过时，夹在土耳其中间的比利时人也跟着按喇叭。这些人平日遵纪守法，绝不乱按喇叭，即便自己国家队赢球也不会那么疯狂。

    甚至我这样的东方人也受土耳其人的感染，拿着相机穿好衣服，走到了马路上，那时快到子夜了. 虽然油价创记录的畔升, 土耳其人仍毫不吝啬. 遗憾的是，土耳其开车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加上是夜晚，我只从背后远远地拍到一张照片。(见下)

    更为遗憾的是，淘汰赛第一轮土耳其奇迹般地击败克洛地亚那场比赛，我已经到了没有土耳其人居住的城市，再也没有听见那尖利的喇叭声的鸣叫。

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每个土耳其人都是狂热性的球迷，记得就在不久以前，土耳其作家、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谈到了欧洲杯，说他自己不敢看足球，因为怕受不了土耳其队输球。

    另外,过去的六年里, 我本人有行六度到达伊斯坦布尔,但都没有遇到有土耳其人参与的重大足球比赛, 因此无法在土耳其亲睹土耳其人的庆祝方式. 
                          2002年, 博主在土耳其伊兹密尔街头用餐.

    如果你在YAHOO上搜索ING这三个字母，得到的条目高达四亿多。事实上，ING是比利时第三大银行，且新近有德国某大公司参股。有趣的是，不久前我在布鲁塞尔的一台ATM取款机上，看见这家大银行用毛泽东肖像来做广告。

    如图所示，这幅肖像的外形显然是毛泽东，这甚至为每一个成年的西方人所熟知，尽管里面的人物换成了一个老外。旁边大号字体的法语写着

        REVOLUTIONNEZ VOTRE CAPITAL！

    让你的资本革命化！

    而上一行小一号的字则写着，ING银行投资大中国。

    从这幅图可见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之大，但这不是我想说的。

    我想说的是，不知道ING银行有没有事先取得毛肖像的版权（属于他的孙子或肖像作者）？反正这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因此把它拍摄下来放在这里。个人猜测比利时人没有取得肖像版权，不然的话，版权拥有人应该不会允许用这种方式使用毛肖像。

    而假如比利时人没有得肖像的使用权，这种方式是否属于侵犯肖像权呢？或者,是否属于恶搞毛泽东肖像呢?

                                          载歌载舞的南美足球观众. 蔡天新摄于哥伦比亚,2000

昨日晚上，中国足球队在天津主场1：2输给伊拉克队，又一次痛失了世界杯出线权，并且这一次连小组赛都未能冲出，提前一轮即被淘汰，这使得广大中国球迷失望到了极点。幸好，这件事发生在欧洲杯足球赛期间，球迷们的注意力被精彩的赛事分散了。

对我个人来说，更为幸运的是，我正好处身欧洲，不仅无须在下半夜起床看欧洲杯，且由于收不到CCTV 5，避免了无为的叹息和浪费时间。但我还想表达个人的看法，为何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踢不好足球呢？他们可是包揽了雅典奥运会金牌总数前两位，而且这个局面在即将开幕的北京奥运会期间也不会改变。

这里有一个比较。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我正好在哥伦比亚，特别注意到南美大陆的运动成绩。令人惊讶的是，整个南美和中美洲在那届奥运会上居然只取得一枚金牌，那是哥伦比亚的一位黑人女子举重运动员所得。回国不久，这位哥伦比亚历史上的第一枚奥运冠军却在一次国内比赛中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而名誉扫地。

看一看世界杯足球赛上的冠军榜，17届有9次冠军落入南美人的腰包，其中巴西5次、阿根廷2次、乌拉圭2次。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说明足球其实并不属于竞技体育。除了基本技能和大脑以外，它还需要别的什么，比如音乐感和舞蹈感，巴西人恰恰在这方面最突出，他们的柔韧性无人可比。

南美人或拉丁人是全世界最有乐感和舞感的民族。事实上，在欧洲人赢得的8次世界杯中，有4次也属于拉丁民族，那就是意大利人（3次）和法国人（1次）。剩下的4次被以意志力著称的德国（3次）和英国（1次，主场）得到，这说明，意志力和凝聚力也非常重要（韩国和日本之所以在亚洲胜出正是凭借着这一点）。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了，为何中国足球水平如此低下，主要是因为汉民族普遍缺乏音乐感和舞蹈感，加上现在这批球员的凝聚力和意志力比不上5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代，因此每况愈下。顺便提一下，在亚洲国家里，阿拉伯人的音乐比起东亚国家来更富有节奏感。甚至可以这么说，在酒吧里都极少跳舞的民族是踢不好足球的。

再来说说，为何意志力和凝聚力都比较强大的美国队也踢不出彩呢？我是从国力和竞技水平来考量，美国队的足球水平当然在中国队之上。我觉得美国队之所以足球水平不高和美国人不迷恋足球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没有经历过战争，加上物质丰富，生活比较“幸福”，因此取乐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事实上，美国人热衷的运动项目都是能够不断取分的，例如NBA，橄榄球，棒球，他们无法容忍一个半小时只进几个球甚至零比零的运动或游戏项目。除此以外，美国人喜爱的迪斯科和重金属音乐也无助于足球水平的提高。

   在博主到访过的数学系或数学中心大楼里，剑桥大学数学科学研究中心无疑是最美丽最现代的建筑，它是由11座既相互独立又以某种方式相联接的现代建筑组成. 此图看到的只是其中的7座.蔡天新摄,下同.

    伊萨克.牛顿研究所. 虽然牛顿没有机会看到这座房子,但1993年夏天, 安德鲁.怀尔斯宣布证明费尔马大定理便是这座大楼里面.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剑桥如果只培养出牛顿一个人,这座八百年历史的大学便办值了.

数学中心图书大楼

数学中心一景

数论会议开幕式      地点：日本  时间：2001年初春

     饭冢是日本西部九州岛的一座小城，离开福冈市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大阪近畿大学的九州工学部设在那里。2001年3月，第二届中日数论会议在近大举行。其时我刚好结束了在澳大利亚的访学，搭乘新航的班机，从悉尼出发，经过新加坡稍作停留，飞抵了福冈。巧合的是，我们的班机恰好飞越了台北上空。

     日本的学术会议一般不管吃饭，而是发给一定数量的费用（超出上交的会务费），大家自己找地方吃。这样一来，我们很快熟悉了饭塚这座小城，街道两旁载着菩提树和桂树，有一条百米来宽的河流，河中央有一座小岛。岛上开满了油黄的芥菜花，樱花时节尚未来临，市花大波斯菊则要等到秋天才开放。

     每天晚餐以后，主办会议的日本同行便过来陪我们泡吧。饭冢的酒吧大多开在小巷深处，门口挂着红灯笼。长长的桌子，周围是塌塌米的坐席，把各位的距离拉得很近，酒钱当然是AA制。我在欧美参加过许多会议，从来没有和外国同行如此密切地交往过，我相信日本同行在西方也会有落寞的感受。

     这种亲情大概与两国渊源流长的关系有关，尤其是九州，两千多年前就与中国有了交往。提起灯笼，在近畿大学举行的开幕式暨欢迎宴会上，也悬挂着好几盏呢，还有一把大红伞，把美味佳肴装点。依墙而立的三位中国数学家平均身高一米八零，在日本同行中间尤显高大。一般人以为数学家缺乏情调，看到这幅图或许会改变观念。

 客居伦敦的加拿大女诗人弗朗西丝在朗诵, 她有着惊人的美丽(或许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英语诗人)身患绝症, 即将返回故里,此次朗诵会便是为她举行.蔡天新摄,下同(除署名外)

6月5日，对剑桥来说是个难得天高云淡的日子，下午两点，我在办公室里接到来自南部港城布莱顿的诗人凯斯顿（KESTON SUTHERLAND）打来的电话，他们已经从昨晚通宵达旦聊天的疲倦中恢复过来，准备出发去伦敦了。

半个小时以后，我如约来到大图书馆门前，把自行车停放好。凯斯顿开着他的小尼桑，前座上坐着昨晚和我联袂朗诵的苏格兰诗人彼得（PETER MANSON），后座上有家住牛津的剑桥英语系学生IAN。加上我，刚好是四个人。

我们随即出发，一路沿着低于地平线的高速公路，听着机器味道很足的音乐，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行进。50分钟以后，我们已经进入伦敦北部，遇到小小的堵塞，还算顺利地找到伦敦桥附近的朗诵会地点——皮市酒吧。把车停好后，我们来到附近的一家酒馆吃牡蛎。

这牡蛎一盆价格24英镑，大约相当于330元人民币，小盆价格减半。我们要了两个小盆，外加四瓶啤酒和爱尔兰黑啤，我和IAV分享一盆，彼得和凯斯顿分享另一盆。每盆只有12只，自然每人吃6个了。在中国仅仅是一大桌菜中的一道，在英国便是全部晚餐了。当然，还有免费的面包和奶酪，可以填饱肚子。

此时，有两位携带女伴的诗人也加入了我们，一位是布莱顿的美国人DANIEL，他带来的是出生在哥本哈根的夫人，另一位是剑桥学生LUKE，他是自己搭火车来的，女伴来自牛津。之后，我们8人便去了朗诵会现场，皮市酒吧的二楼。场地比剑桥的要小，但听众多达一百人，每平方米容纳了3人。

7半，朗诵便开始了。主办人TIM从小腰包里随机抽取一张小卡片，叫到名字的上前朗诵一首诗。朗诵分三场，30分钟一场，中间休息时大家下楼添酒闲聊，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和移居伦敦十多年的成都诗人胡冬在说话。我们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八年又三个月。

轮到我时已是第二场了，我朗诵的是《鱼之诗》，这次只用英文。当晚，我谢绝了胡冬的挽留，和LUKE和IAN搭乘末班火车返回了剑桥，昨晚和我们在一起的女生劳丽开着一辆小红车来接，先把我送回到图书馆门前，离出发正好相隔了10个小时。

左边窗口的听众

右侧门边的听众

                                    和彼得在伦敦.凯斯顿摄

                           凯斯顿和牡蛎

瓦伦西亚的海鲜饭,可同时供100多人食用.

       入夜的伦敦皮市酒吧,楼上是朗诵现场.

                            酒吧对面墙壁上的诗歌

LUCK(左)和IAN在返回剑桥的火车上

    昨天晚上8点30分，在剑桥青年诗人SAM和LUKE的策划下，博主和苏格兰诗人彼得·曼森联袂举行了一场朗诵会，地点在基督学院的SHOPS艺术中心。有50多位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参加了这场朗诵会，包括英国著名诗人TOM RAWORTH，美国圣母大学的一位英国文学教授 JOHN。巧合的是，基督学院是英国最伟大的诗人弥尔顿当年就读的学院，而今年恰好是他诞生400周年，剑桥和英国各地一样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

    博主和彼得各朗诵了半个小时.博主和SAM先后用中文和英文朗诵了《再远一点》、《夜航》、《尼亚加拉瀑布》和《最高乐趣》，接着自己用中\英文朗诵了《芒果》、《关于鱼的诗》，《脸向东/ 鼻子向西》和《绿血》.在朗诵后面两首诗之前，我简要讲述了汶川地震的情况，其中《脸向东/ 鼻子向西》已贴在5月16日的博客上，《绿血》是整整20年前为纪念对杭州最具摧毁力的那次台风而作，算是加读一首，赢得的掌声也最热烈。

                                 朗诵会现场. 蔡天新摄,下同.

   最后，应SAM 的建议，我们一起朗诵了威廉·卡诺·威廉斯的名诗《红色手推车》，这回我先用中文朗诵，等到SAM说出英文标题，听众才会心一笑。加上我即兴翻译的彼得·曼森的一首诗《一次臆想的葬礼》，正好朗诵了十首诗(如果两种语言加倍算的话那就是20首了)。朗诵结束以后，照例是签名售书，我的英文版诗集〈幽居之歌〉销出了五本，彼得在美国出的新诗集卖了七本，但总价只差一英镑。

   之后，大家一起步行去附近的一个PUB，饮酒论诗直到子夜时分，遗憾的是,没有中国留学生或学者来,但有两位听众出生在香港,因此也说了一会中国话,还有一位威尔士女孩和我说了会西班牙语,她在马德里留过学. PUB关门以后,有十来人意犹未尽，被CORPUS学院的女教师SOPHIE邀请到她的住处。按照剑桥的传统，这伙人肯定要聊天到天明，我只得中途提前告退，那时已经是两点钟了,大街上空无一人,我骑着自行车急速奔驰,十分钟以后就返回住处。

      英国著名诗人 TOM RAWORTH 和夫人 VAL 来到了朗诵会现场,并一同到PUB畅谈,这是他和我在第三个国度相见,也算是老朋友了.

                        英国式的酒吧, 因为我们的朗诵会而暴满.

        午夜的SOPHIE客厅,两位因为朗诵会结识的剑桥学生在沙发上聊天.

绿    血

我从北方回来，夜已经很深

我进屋后返身关门

发现了台阶下的树叶

这是从被台风刮倒的

法国梧桐上掉下的

树的躯干已被拖走

我好像看见一摊血

淤积在石板地上

我记得双亲大人喜欢

在树下乘凉，稍歇

谈论他们的孙子

我甚至记得他们

费劲吐出褐色瓜子的情景

那是在去年夏天

今年夏天，我不知道

今年夏天他们将怎样度过

1988，杭州

Green Blood                                                                   

Coming back from the north in deep night

I enter my home, turn, closing the door

find on the steps sycamore leaves

left by the typhoon

limbs and trunk already dragged off.

I thought I saw pools of blood

coagulated on the ground.

I remember my parents kept cool

under this tree as they talked

of their grandson, remember

the scene, even remember them

spitting black seeds as they sat.

That was last summer.

This summer, I do not know,

this summer, how they will spend their time.

Hangzhou 1988

translated by John Rosenwald

    前几天还和朋友说起, 在剑桥见到的诗人还不如爵士多(一位达尔文学院院长,还有一位前丘吉尔学院院长),没想到昨天就收到本地诗人SAM LADKIN的邀请,邀请我和苏格兰诗人彼得@曼森联袂6月4日晚在基督学院的SHOP艺术中心朗诵.2007年夏天,我和曼森在爱尔兰诗歌节上曾同台朗诵,之后互换了诗集,眼下,他正在从格拉斯哥南下的旅途中.以下是SAM通过网络发出去的通告,如果网友你住在剑桥附近并碰巧看到这篇博客,欢迎你!

    (另,诸诗人6月5日晚还将去伦敦桥朗诵,我也在考虑中,希望倒霉的英国天气能好转.)

Dear All,

I'm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at the former Judith E. Wilson poetry fellow

PETER MANSON

and

CAI TIANXIN

a Chinese poet, and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

will be reading
@ 8.30pm
WEDNESDAY 4TH JUNE
The Shop, 18 Jesus Lane
Cambridge, UK

ALL ARE WELCOME

    在没有夏天的英国,想起有一年七月，我应印度有关方面的邀请，到加尔各答参加一个冠名“科学·艺术·哲学”的学术会议。印度全年分三个季节，夏季、雨季和冬季，南亚人皮肤黝黑，可见夏天的漫长和阳光的炙热。幸运的是，印度的盛夏是在四月，我到达时刚好是雨季的间歇。

    在头一天晚上的欢迎酒会上，穿戴整齐的侍者分列两侧，手里捧着盛放酒杯、水果和糕点的托盘。那些养尊处优的教授太太身着华丽的服装，围绕着西方客人们高谈阔论。令人惊讶的是，街上的人力黄包车夫全部赤脚。大学生们站在路边的小吃摊上旁，用手直接抓面往嘴里塞。

    会议一结束，我就从戒备森严的大学宾馆搬到市中心的救世军旅店（Salvation Army）。每个客房里有五张高低床，没有桌椅，但干净、整洁，还有一个阳台。外头有休息室，卫生间和淋浴房。价格低得惊人，每天只收50卢比，相当于20元人民币。难怪许多欧洲的年轻人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甚至更久。

     一天下午，我乘加尔各答（也是全印度）唯一的一条地铁去拜遏泰戈尔故居。就在以诗人命名的街道上，我看见一个男子在井边半裸着蹲坐，他的全身涂满了肥皂泡，旁边一个男孩在使劲向下压水。而背景是一面斑驳的墙壁，橘红的窗子、墨蓝的门扉、黑色的背包……

                                                 蔡天新摄于罗马